海珠区司法局  陈志强　仲德银

安置帮教社会化是安置帮教“帮教社会化、就业市场化、管理信息化、工作职责规范化”的工作思路之一，是提高帮教工作质量的根本途径。实践证明做好安置帮教工作，能解决大多数刑释解教人员重新做人的问题，也是预防少数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的措施之一，因此帮教社会化在维护社会稳定、预防重新犯罪过程中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。

一、帮教社会化的科学定位

安置帮教工作涉及到个人、家庭和众多组织机构(包括政府组织、群众团体等)的协调与沟通，它的涉及面较宽，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广泛的群众性。因此，帮教社会化就是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，共同参与做好安置帮教工作，特别是要充分发挥社区资源的优势，将安置帮教工作有机地融入社区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有关环节之中。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加快，法律层面上的规定将逐步完善，表明安置帮教工作的政策性将越来越规范，但群众性与政策性相比，具有一定的滞后性，说明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其中，路还很长。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安置帮教工作，理论上是建设法治社会的需要；情理上是政府工作的需要和个别家庭的需要；实际上是少数的释解人员生存需要，而现实中的状况不尽人意，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1、帮教社会化理论有待于探索。目前，有关安置帮教工作，从高等院校法学专业设计到专业著作基本上是空白，安置帮教工作人员是一边做一边总结，摸着石头过河。现实中许多理论问题、实际操作规程都需要不断创新。帮教社会化作为安置帮教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，在运作层面上已有多年实践，有许多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需要理论总结，所以帮教社会化理论科学化的过程还需要不断实践与探索。

2、组织系统职能需要进一步发挥。目前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，相应成立了安置帮教工作机构，其工作范围包括：（1）对服刑、在教人员回归社会前的思想教育、就业技能培训；（2）对刑释解教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、接受单位介绍情况，移交有关档案、材料；（3）引导、扶持刑释解教人员就业或解决生活出路问题；（4）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帮助教育，落实重新违法犯罪的预防措施。以上内容面面俱到，范围较广，但各职能机构履行职责上还需要时间来磨合，功能发挥上需要实践来检验。

3、专业人员素质提高之路漫长。源头上没有本专业学生，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都是转行过来的，理论摸索与实践操作只能是“跟着感觉走”，有点儿盲目性，因此帮教社会化更需要走在安置帮教“四化”中的前列，在目前专业人才匮乏、各职能机构功能发挥不完善的情况下，更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关心与支持安置帮教事业，我们有好的传统与作风，需要在社会实践中学习，吸取前人的宝贵经验，才能逐渐缩短专业人员成才的周期。

4、社区功能需要进一步完善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是政府主导型，社会力量参加管理较少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居住环境改善，所谓社区功能不能只停留在户籍管理上，而其他社会管理功能有待于进一步挖掘，实现“小政府，大社区”的目标任重而道远。转变政府职能，完善社区功能，是实现帮教社会化的一次机遇，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关心与支持安置帮教事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  　

在《法制日报》曾经报道的消息：浙江省将对“刑满释放人员”、“解除劳教人员”统称“归正人员”，这是该省省长签发的第１５０号政府令中出现的新名词。首先在全国推出加强安置帮教工作的政府规章《浙江省归正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办法》也将在该省施行。《办法》借鉴了国外将刑满释放人员称为“回归社会人员”，首次在国内提出了“归正人员”的新概念，并规定“归正人员”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和义务，增强了“归正人员”对社会的认同感和自信力。

全国安置帮教工作先进个人，山西太原英辉建安公司经理韩雅琴，自愿参与安置和帮教刑释解教人员工作共１９年，先后安置释解人员１０６名，收留服刑人员子女４名，还帮教了一大批释解人员和服刑在教人员的子女。很显然，安置帮教不可能全部放在韩雅琴等人身上，即使社会上还会出现更多像她这样的先进模范,但安置帮教工作必须走社会化的道路。

二、刑释解教人员个体的社会化

帮教社会化的主体是释解人员。目前，各级安置帮教工作机构的管理教育、社会资源的人员得以充分利用，只能是为了给他们重新做人营造了宽松有序的环境，搭建了加速社会化的平台。刑释解教人员由于家庭、年龄、性格特征、恶性程度等个性因素不同，个体社会化呈波浪式、循环式趋势，制约着社会化程度。解决释解人员早日社会化要做到：一是心理调适的社会化。对在场内释解人员进行心理咨询、心理矫治的基础上，有目的进行心理调适方面的训练，如抗诱惑力、增强自信心等方面的训练，增强其心理承受力，消除对社会的敌视，锻炼健康的心理适应能力；二是道德水平的社会化。对释解人员的道德水平要求应以社会大多数普通公民的标准为尺度，不能把标准定的过高或过低，使他们人员的个人道德水平与社会需求相适应；三是生存能力的社会化。对释解人员的教育应以其回归社会后，能够生存为目的，以合法合理发展其正当权益为中心，教育帮助其提高素质、自强自立、适应社会发展；四是认知能力的社会化。通过对刑释解教人员有目的、有计划的政治、文化及心理方面的教育，增强法律意识，提高文化水平和生存技能，加强良好心理品质的养成，强化积极的认知驱动力，形成对社会、家庭等方面的亲合力，早日成为社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。

三、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令人担忧

刑释解教人员的重新犯罪是社会的公害，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原因之一。重新犯罪是指被判刑人员回归社会后，在帮教期间5年内又因违法犯罪而重新被判刑的罪犯。由于刑释解教人员回归后，其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处于社会的底层，形成了特殊的弱势群体，体现在“四个不对称”：一是相对封闭的监所管理，社会上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，他们知之甚少，和正常人相比信息掌握不对称；二是大多数违法犯罪人员正处于青壮年期，按常理讲应该是积聚个人和家庭财富的最佳时期，但他们却是一无所获，和正常人相比经济地位不对称；三是由于他们特殊的经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风气对其岐视，回归社会后，和正常人相比社会地位不对称；四是个人的违法犯罪，使得其家庭经济、社会声誉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，和正常人相比家庭与社会的支持不对称，加上他们本身文化层次低下。从以上情况分析，他们更加属于是高危的弱势群体，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危险，随时有可能重新违法犯罪。

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一份(涪陵监狱)调查报告显示，到2003年8月，在押罪犯共计5193人，其中重新犯罪或有前科的共计843人，占在押总数的16.23％。在押罪犯重新犯罪及“二进宫”的为753人，占在押总数的14.5％，“三进宫”以上的为90人，占在押总数的1.73％。特点表现在：犯罪低龄化、文化程度偏低、无业人员占了绝大多数、暴力性犯罪也占了相当比例。

重新犯罪的原因：一是罪犯改造不彻底，享乐至上，贪图享受。在接受教育改造期间，改造未能触及其心灵深处，释放后习惯坐享其成，难于满足的情况下，铤而走险，再次走上犯罪道路； 二是年龄较大的刑释人员有的由于家庭负担太重，社会又无法接纳他们，到监狱既能保证基本生活，又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生活环境，因而故意犯罪重新回到监狱；三是吸毒类的刑释人员，受到以前吸毒人员的影响，经不住诱惑，重吸毒品，无经济来源时，便盗或抢，因而多次犯罪；四是社会帮教措施落实不到位，方法不到位，有的帮教责任部门认为对于现阶段这种人最好是“少来之则安之”，明明是自己责任，由于时间长和地区发展发生变化原因，就产生了对这项工作能推就推，造成释解人员办理各种证明手续无序延长，达不到帮教效果，导致“防不住”、“控不紧”现象时有发生。

四、行刑社会化的改革令人鼓舞

行刑社会化是指监狱行刑的社会化，即对被判处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的罪犯的行刑积极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参与，努力打破监狱自身的封闭状态，使罪犯在服刑中尽可能多的接触外界社会，以增强罪犯改造效果的一种行刑方式。
　　行刑社会化的理论基础是教育刑理论的兴起。该理论认为：犯罪问题在一定范围内是社会原因造成的，人可塑性很强，一定环境下人的恶与善可相互转化，对犯罪者必须以教育改造为主，使其改恶从善，重新做人。要想对罪犯的教育达到预期目标，就必须改变封闭式的行刑方式，使罪犯在尽可能多地接触社会中进行改造。长期的封闭生活，不仅伤害了其自尊心，对罪犯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，同时也给罪犯家属、亲友带来极大的痛苦，带来众多婚姻、家庭问题，是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。我国监狱中普遍实行罪犯家属定期接见制度、同居制度；部分监狱开设了亲情电话；有少数具备条件的监狱开设了亲情餐厅和狱内购物超市，供接见家属和服刑罪犯使用。社会帮教以改造罪犯为目标，弥补监狱教育的不足并使其向社会延伸，政府应逐步完善社会帮教机构，统一指挥协调该项工作；监狱部门应主动和有关部门、人士联系，建立经常化、制度化的社会帮教模式。

《解放日报》曾报道：上海宝山监狱首创“周末监禁”：一周前五天，犯人离开监狱，到指定工厂上班，下班后自行回家住宿，行动与普通人一样；服刑期内的监禁，只需在周末回到监狱进行。在2002年犯销售假冒伪劣注册商标罪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的章洪沧(化名)，因狱中表现良好，于4月19日成为了“周末监禁”的第一人。章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。每天早晨，他自己从家坐车到五角场换乘工厂班车，下班后自行搭车回家。工作以外时间自由支配，无需向监狱汇报。监狱警官会不定期地向工厂和当地街道了解情况。行刑方式社会化，宝山监狱的“周末监禁”，在全国监狱范围中也是“先驱”。

    五、提高帮教社会化质量的思路

 对于犯罪和劳动教养的刑释解教人员，由于经过监狱、劳教所等机构的劳动教育改造，学习了一定法律法规，但理解不深，法制观念仍然比较淡薄，加强对释解人员的管理帮教工作，对社会治安的稳定，净化社会风气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。
  （一）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的教育，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。要加强对他们个人思想根源灵魂深处的教育，同时，还要在场所内开展帮助他们树立积极、向上的人生观，除了有必须的强制性劳动外，劳动场所应该增加按时段播放音乐、新闻、交通消息等中央、地方社区环境信息，配合监所在净化心灵的同时，让他们继续认知外面社会的变化和发展，为将来回归社会前的思想奠定良好的心理素质，为融入社会打下良好的思想、道德、心理基础。
   （二）要逐步健全帮教机构管理措施，提高管理教育能力。要利用健全的措施并探索符合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方法，配备有经验、高素质的管教干部进行帮教，利用良好的社会环境促其积极地学习提高。既要用高强度的劳动来体会劳动的艰辛，“饿其体肤，劳其筋骨”，从而获得良好的品行，重新做人，又要在场所内开展回归社会前的过渡性帮教，有条件的场所可以试行不减刑，而用获得减刑的时间在执行期间给他们实施周末监禁，每周1到5日回家找工作，周未回到场所服刑。笔者发现按场所执行期限五年以内的人员，场所内能减去时间不会太长，减期只是对执行期内表现好的一种鼓励，对回归社会前的过渡性帮教作用不大，而这些人员大部份是较为近家庭执行监所看管的，如果用减刑、减期的时间变成“周未监禁”执行，其效果会更好。
   （三） 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劳动技能的培训，提高生存能力。通过培训使他们能掌握一门求生技能，在他们回归社会后因有技术而得以充分就业，同时，应从政府以人为本的社会角度呼吁，对他们给予正常的关心和帮助，消除对他们的歧视，落实有关部门对在监狱、场所参加就业培训人员的推荐和安置的政策，使其能自食其力，逐渐成为社会有用之人。
   （四）建立和完善帮教社会化工作思路，提高社会化水平。对刑释人员的帮教管理体系，由有关部门协助，明确职责，各司其职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建立民间团体帮教协会，发挥民间有志于关怀帮教工作的热心团体和人士，将其吸收为协会人员，组织他们接受政府引导，了解这一层次的真正内幕，并从协会工作中得到政府各方指导和关怀，形成整个社会各层面的帮教合力。要从政治上关怀、从生活上关心、从情感上关爱，尽量解决生活实际困难，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，使他们能很快地融入社会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，做一名遵纪守法的公民，不致再犯罪危害社会。